讲座|辛德勇:读书得间之我所见

澎湃新闻 阅读:52779 2020-10-17 16:23:40

原标题:讲座|辛德勇:读书得间之我所见

【编者按】

本文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10月16日在成都方所书店所做活动的演讲稿,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活动现场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朋友: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锦城成都,和大家见面。

锦城成都,是一个让我馋了很久很久的地方。衷心感谢成都第十八届民间读书年会和天府书展组委会的领导给我这个机会,在阔别多年之后,第二次有机会来到这座城市。

古语云人生犹如白驹过隙,“忽然”之间,已经快四十年了。那还是我在西安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跟随导师史念海先生,考察古代西南交通道理,短暂来过一次成都。离开成都的那一个早晨,仓促中吃了几个龙眼包子就上火车了。时间太紧了,没吃饱,当然更没吃够。在这之后,再也没有吃过成都特有的龙眼包子。这样,我对成都的美好记忆,就和龙眼包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这次来到这里,终于能一偿所愿。所以,感谢,感谢,真的很是感谢,从肚子里表示由衷的感谢。

这次恭与盛会,参加第十八届民间读书年会和天府书展,我带来了自己在三联书店刚刚出版的《读书随笔集》。在这套《读书随笔集》的封底上,印有“读书得间,不求甚解”这两行字。这两句话,是三联书店的张龙先生从我给这套书撰写的序言里摘录出来的,针对的是勉强可以算作读书治学方法的问题。我理解,我们这次成都第十八届民间读书年会和天府书展的主题应该也是读书,所以我就以这两句话中的“读书得间”作为切入点,进一步引申一下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各位朋友交流。

“读书得间”这句话,我是得自业师史念海先生的教诲。1982年春,我大学本科毕业后,负笈西行,到陕西师范大学读研究生。入学以后,导师史念海先生教授的治学之道,主要就是“读书得间”这四个字。知道这个因缘,各位朋友也就很容易理解,对于我来说,所谓“读书得间”,首先是一种治学方法。治学方法虽然直接针对的是专业的研究者,但从本质上来说,所谓治学方法,也就是认知的方法,所以,即使是对非专业的历史爱好者来说,了解相关情况,应该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本人是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专业研究人员。我认为,像历史学这样的人文学科,其研究方法,是高度个性化的,也是随着研究的问题而有所不同的,可以说千差万别,各有各的做法。但就目前的实际状况而言,粗略地说,也可以归纳成两大派别:一派主张积极借鉴、利用当代社会科学甚至某些自然科学的理论、范式来解析历史,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来提出问题,裁断史事;另一派主张抛开一切既有的认知和通行的说法,完全从历史事实出发,尽可能通过阅读可靠的原始记载来发现问题,再通过对史料的综合归纳和谨严考辨来解决问题,得出结论。前一派是多数派,后一派是少数派,而且人数要比前一派少得很多。

当代中国的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说其很大一个侧面,乃是渊源于清代的乾嘉学术,而乾嘉学术的神髓“实事求是”,正是上面所说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中后一流派所秉持的研究方法。业师史念海先生教授我“读书得间”这一方法时,并没有具体讲述这一方法源自何处。但按照我后来在读书过程中得到的模糊印象,这一说法正是直接出自清儒之口,是清代很多学者奉行的治学箴言。清代乾嘉时期第一流考据学家钱大昕即尝自言:“读书能得间,进步乃无厓。”(钱大昕《潜研堂诗续集》卷二《舒城山行》)显而易见,他的学术人生就是这样逐渐展开的,当然也是遵循这样的途径才相继取得了一项又一项众所瞩目、甚至空前绝后的卓越成就。

《版本与目录》

所以,看似简简单单的“读书得间”这四个字,以通观的眼光看,还牵涉到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如何合理地继承旧日传统的问题。我认为,所谓“发展”本身就寓有“继承”这一前提;换句话来讲,也可以说没有“继承”就根本谈不上“发展”。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乾嘉学者倡行的“实事求是”这一治学路径,虽然不能涵盖古代历史研究的所有方面,虽然具有相当幅度的局限,但清儒研究的实践,证明了这在很大范围内都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正路。因而我愿意继续遵循这样的路径来认识历史,来研究历史问题。这是我读书治学强调“读书得间”的根本原因。

若把“读书得间”这四个字拆分开来讲,又可以把它分解为两个部分:“读书”是出发点,是认识的阶梯;“得间”是目的地,是收获的结果。

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读书既需求多,又要求深。

下面我先和大家谈谈广泛阅读在史事研究中的作用,这实际上触及读书问学之博与精的问题。所有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学者,甚至所有想要学取中国古代历史知识的人,在其初始阶段,往往都会面临这样一个困惑:古书浩如烟海,其中相当一部分又颇为艰涩,而我们每一个人,都生也有涯,既读不过来,更难以一一读懂读透,那么,到底该怎样来读书呢?这就该谈谈印在我这套《读书随笔集》封底上的另一句话了——这就是我的另一位老师黄永年先生传授的读书妙法,亦即所谓“不求甚解”读书法。

大家都知道,“好读书,不求甚解”是陶渊明写的那位“五柳先生”的生活状态。对于“五柳先生”来说,喜好读书,只是愉悦人生的一种消遣,同我们在这里谈论的历史研究治学方法不尽相同。我说老师黄永年先生教我读书“不求甚解”,实际上这是我对他传授的读书方法所做的概括,并不是他的原话。当然像我这样用“不求甚解”这个词儿来做概括,可能很不妥当,很容易引起误解,可我这个人很笨拙,实在想不出来更好的说法,所以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用了。实际上,我借用这个成语,是想表述在博与专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宁可失之于粗疏,也不让自己流于孤陋寡闻,即尽可能地多读书,尽量更广泛地阅读。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实践中,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意味着阅读更多的史料。

就研究方法而言,这涉及到怎样合理地搜集和运用史料来认识历史的问题。谈到治史方法,近些年来,我在多个不同的场合,都引述了清人程恩泽的一段话,来表述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即“治史贵纷也,读未终卷遂持论则陋,读一史未他及遂持论则塞。正穷乃稗,稗穷乃注,注穷乃金石。全史酝酿,歧说旁溢,斯得之”(清俞正燮《癸巳类稿》之程恩泽《后序》)。一句话,就是广泛运用各种各样的史料,从不同的角度来综合论定一项古代的史事。读这么多书,这每一本书又都需要花费一定时间,怎么办?就是神仙也无法做到每一部书都从头到尾一一细读,只能先大概阅览,先知道有些什么书,知道这些书都记述了哪些内容,并进一步知晓每一部书各自的特点,必要的时候,再去细读。这就是我说的“不求甚解”读书法。

程恩泽这段话所针对的“治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治经”亦即经学研究相对而言的,其言外之意,乃谓“治经贵纯”。这自然有他的道理。可是清儒治经,就已经不仅仅是就经学论经学。所谓“六经皆史”,即以治史的态度治经,这本来是清儒通行的做法。所以在我看来,程恩泽讲述的治史方法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经学的研究。之所以在这里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近若干年来,所谓经学研究似乎盛行天下,其中颇有一些人主张回归于比清儒更传统的经学(以至经书,甚至只是经书版本)窠臼里去。在我看来,这恐怕不是个出路。清末孙诒让撰著的《周礼正义》,实际上就是以史治经的路子,而他在史料运用方面,采用的正是程恩泽讲的那样一种史家手法。开辟有清一代朴学学风的顾炎武,尝有言曰:“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顾炎武《亭林余集》之《与潘次耕札》),结合其一生的学术实践不难看出,他在这里讲的,实际上是涵盖经学在内的治史著书方法,即按照顾炎武的看法,多读书,广读书,乃是从事经史研究的必备前提。

听了上面讲的这些话,大家也就能够明白,这样的“不求甚解”广泛阅读,实际上是有所求、有深求的,正是为了求取对历史的深入认识,才先泛读,以做预先的储备,因而就不能随意乱读,而是要有所侧重,要有一个合理的次序,循序渐进。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来说,这就首先需要具备一定的版本目录学知识。常语云“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花苦功夫努力固然必不可少,但光做苦功也不行,读书还要得法,版本目录学知识,就是阅读中国古代典籍必经的路径和通达彼岸的方舟。事实上,只有具备了相应的版本目录知识,才能把历史研究做得更深,做得更好。我这套《读书随笔集》中有一个《版本与目录》分册,讲的就是这方面的知识和我对相关知识的认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

《天文与历法》

在实际的问学治学过程中,读书的博与精,也就是“不求甚解”的泛读同专注于某一具体问题的精读,往往是互为因果,往复回旋的。学者的治学范围,就在这种回旋往复中逐渐拓展。走入学术界几十年来,我就是在这样的历程中走过来的。这次带来的这套《读书随笔集》,除了刚才提到的《版本与目录》分册外,还有《天文与历法》、《金铭与石刻》、《正史与小说》、《读史与治史》和《史事与史笔》五个分册(《金铭与石刻》以下四本尚未印出上市)。一些朋友知道,我走入史学界时“起家”的专业,本来只是“中国历史地理”这个偏僻的小学科,因而看看这些书名,大家就能大致体会现在我涉猎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起家”的行当。

现在有很多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从做博士论文时起,再过十年,二十年,其研究领域仍然没有什么变化。用我老师黄永年先生的话来讲,就是一直在原地转圈圈。前面我已经谈到,像历史学这样的人文学科,学问往往一个人一个做法,谁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旁人无可非议。但你只要稍加观察就会发现,这类学者大多读书面很窄,一辈子就翻来覆去地读那么几本书。这一点,可以说是读书与治学之间的重要关联。

如前所述,不管怎样读书,“读书”都只是达到“得间”的手段,就连陶渊明笔下的五柳先生,在“不求甚解”地随性阅读之后,也是“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会意”差不多也就等同于“得间”。所谓“得间”就是在广泛搜集并综合分析、考辨相关史料之后,提出问题,并进而解决问题,也就是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识。

这种见识,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第一,融会贯通,以做到更好地知人论世。这样的见识,其要义在于对史事认识的通透性。知之者知其得之非易,明其超逸俗流之处,而这样的见识却不宜与不知者道,大多也不易简单地论证得明明白白。第二,独有心得,自创新义。第三,刊正旧说,推陈出新。一个学者,读书治学,要是读来读去哪一类见识也得不出来,那就真成了所谓“寻行数墨”之士,实在是很可悲的。

多少年来,我一直努力避免成为这样的“寻行数墨”之士,努力提出一些属于自己的看法。这次带到成都来的这套《读书随笔集》,虽然文体不一,主题各异,但都是我日积月累“读书得间”的自然结果。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成都,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更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同各位朋友交流。欢迎各位朋友就这套《读书随笔集》或是敝人其他一些著述提出问题,相与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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